《红河之月》讲述“无声的人民”的故事

1943年2月，正是哀牢山的初春。 这一年，有很多大事可表。世界大战还在继续，而中国也在艰难地抗日。新平这一年，并无大事。如果不是有邢公畹这个人，我们今天也许不会提起这个地方。 邢公畹，一个语言学家，2月16号他被委派去新平的漠沙镇调查。他的工作，是外行人倍感枯燥的语言研究。若干年后，邢公畹把这次调查所得写成了《江河上游傣雅语》。傣雅，今天叫花腰傣。 邢公畹的学术，这里暂且不表，单说一事，那就是他在新平的见闻。这个见闻，被他用极其生动的文字记录在《红河之月》中。 在书中，邢公畹讲述的这些故事，是旧时代的缩影，是一部反面的教材，读后会让我们更加珍惜眼前。 兵油子和拉壮丁 进入新平，邢公畹遭遇到的第一个故事，就跟拉壮丁有关。 晚上，邢公畹一行6人，来到了一个让他回想起江南的村子。这是雨后，正好“月亮的清光如银灰色的魔法网，慢慢的洒开，一切山，一切水都在栖霞悄悄安息”。这里不仅有江南的景，还有“像故乡一样的善良和平的人民”。 这个村子有一个老人的出现非常应景。两年前火把节的晚上，这里来了一群兵，架起机关枪围住了村子，他们是来拉壮丁。这次护送邢公畹的两个士兵中，就有一个曾经参与此事（文中叫“三角脸”，他对这事很得意）。拉去的壮丁，就有这位老人的儿子。自从儿子走后，他天天在村子点起一个灯笼，盼着照亮儿子的归路。 得知邢公畹等人来自“省上”，老人就让他捎个信给儿子，让他回来。但这点微薄的希望，被兵油子三角脸打碎了。“你死掉这条心吧！一个做壮丁，还有活的吗？”这位当兵的，说得居然很高兴。 邢公畹说，听到这个话，那位盼儿归的老人，“呆住了，撒开双手，扬着头，像一尊塑像”。 后面的故事，比较出乎意外。这位绝望的老人，半夜把三角脸骗出去，说他有100块钱，让三角脸跟他去取。路上，他准备杀了三角脸，双方缠斗之后，老人被推下悬崖。 拉壮丁的苦难，是民国历史比较黑暗的一页，邢公畹所讲述的，应当并不是某一民族，某一地区的不幸，而是整个中国的不幸。 王乡长和某委员 邢公畹到新平不久，就感染了疟疾，为治病，他被人送到了漠沙镇轩和街上的传教士家里。这里有一个教堂，也有教会小学，现任传教士是从德国来的犹太人。传教士也做医生，当地人有治不了的病，会去找他。 邢公畹在这里，收获了不少故事（他在文中自称为“故事采集者”），其中一个是传教士的夫人讲述的。 在距离教堂20里外有一个白牛寨，里面住了一个王乡长。此人常常带着五六个人来教堂“清乡”。每次来，按惯例，都要给他40块“花钱”（一块花钱，等于两块价值半元的银币）。但上星期，他来时，提出了新的要求，说要把乡公所搬到传教士的家里去，让传教士一家搬走。这让传教士十分不安，于是又去送钱，送礼。王乡长则说，这是国家的事，很不好办，希望传教士一家给他“面子”。又说，他的第二妻子，很希望来这里住。这位王乡长，10年前还是教会小学的学生。 传教士的夫人讲这个事的时候，很沮丧：“我几乎要说这里没有上帝，也没有法律。” 除了王乡长这样的人物，在1943年2、3月份，这个地图上不知名的地方，从外面来了一位卫生委员。这是一位“白白净净的年轻西装”男，头发打了发油，烫成波浪形，打着领带，骑马而来。此人在这个地方，也掀起了一个小的波澜。 卫生委员在这里除了卖药（比传教士贵两三倍），也号召傣族人搞环境卫生。他要求各个寨子清除所有粪便，并规定，如果发现未清理的粪便，要重罚，罚金是10块“花钱”。 这个规定，寨子难以完成。有一次邢公畹去寨子找一位经常给他讲故事的白大爹，去到那里，见到了这个寨子的保长，因为不能完成任务，被这位卫生委员捆起来打了一顿，并要求他筹钱来交罚款。这事引起了村民的愤怒。村民说要去乡公所评理去，问他可是土匪？ 后面的情节是，村民把这位卫生委员也吊起来打了一顿。这事不巧，刚好一位胖子军官（刘团长）也带着兵来这里抓壮丁。卫生委员被解下来之后，开始向刘团长诉苦：“他们要枪毙我”“我没有面子，就是国家没有面子”“他们违抗政府命令，他们要造反”“我失去面子我不在乎，我只恨这班人心里就没有这个国家，这个法律，完全不懂‘三民主义’”。 卫生委员一番话说完，刘团长开口，让带头违抗命令的人自己站出来。给邢公畹讲故事的白大爹的儿子，一个木匠站了出来，当刘团长开枪的时候，这位老实的白大爹冲上去，替儿子挨了一枪。等人送到教堂时，那位传教士已经救不活他了。 一个复仇故事 去漠沙镇的路上，邢公畹遇到一位从省城（昆明）回家的青年学生，在书里，这位学生叫普诚，是磨盘山普家的三少爷。普家祖上是土司。 普诚回家，是因为家里出了大事。他二哥突然被人谋杀，所以，家里派人把他紧急接回来。这个故事，多少有些像科波拉的电影《教父》。这是一个复仇的故事，也是漠沙镇这一带，地方上层互相血腥算计的一幕。旧时代，在云南这样的故事应该不胜枚举。 普诚二哥之死，怀疑是另一家所为。普家老辈人的时候，这家是堂前听差的小厮，但后来坐大，所以想娶普家的女儿。没有被准许，从此相互猜忌。 这家人和普家都有很多土地，一家在上游，一家在下游，所以，经常为放水发生纠葛。普二少爷的死，可能就跟一次引水纠纷有关。普诚回来时，他父亲普老先生已经开始和府上一个谋士（落第秀才，也是普家的老师）商量如何斩草除根。 这时候发生的一个意外，正好成就了这个斩草除根的计谋。一个县长弄了十垛鸦片孝敬省城的干爹，但不知被谁半路截取。 普家借这个机会，与戛洒镇的李大队长合谋，把敌对的那家老少俘虏，除了其中一个儿子逃脱，其余都被处决（有几个是几岁的孩子），罪名是通匪。他们在轩和街被处决。教会小学一个小孩去看了之后，还画了一幅画，但令人震惊的是，他画上的颜料，就是从死人身上取的血迹。 邢公畹把这个故事，讲出了文学家的造诣，也让我们借此想象这块土地灾难之深重。 土匪、赋税和疟疾 真的土匪也是不少。在路上，邢公畹就亲眼见到一场土匪与马帮的火拼。但对于见惯生死的当地人，土匪以及随时会降临的流行冲突，已经可以安之若素了。 有一次赶集，邢公畹在街上又见到了一场枪战。 “远远的传来枪声五六发…… “刘老板略略回头看了一下，便又转过头来敲他的钉子。我走出棚子，外面仍然是既快乐而又嘈杂。 “远处的枪声更加紧密，夹杂着呐喊与呼啸。刘老板把钱纸上的眼全凿好了，正在用草绳一叠叠地捆扎着。突然有一根擦枪管的长通条在他胳肢窝里捣了一下。他回头一看，是隔壁卖军火的棚子里的伍家细锁。刘老板说：‘细锁细锁！你发什么疯！’” 接着是，这位卖军火的青年用轻松的姿态，漫不经心地讲述我们前面提过的鸦片抢劫。 在红河边打渔时，邢公畹遇到一个彝族老人。这个人因为饥饿，看到有人，所以向别人讨口饭吃。 “大爹阿哥们！我饿得很！今儿早晨鸡叫头遍我就起身，粒米未沾到嘴角，贩到一百三十多斤板炭，背了六十里路来赶戛洒街，净赚六块花钱，可是乡公所的老爷们要抽过路税和农民福利捐，两项一起，刚好六块花钱。” 这个故事，后面的情节，看了让人难受。这位可怜的老人，以为可以有吃的。但因为打渔的这些人（白大爹领队），对他有猜忌，以致把他吓得半死，连背架都扔下就跑。 疾病的故事，是云南南部的永恒话题，是自然给人的苦难。 用人血作画的这位少年，父亲就死于某种不明不白的疾病。有一天，邢公畹去找他，结果发现他没来上课。赶去他家，见到他父亲已经奄奄一息。 疟疾使云南获得烟瘴之地的名声。疟疾的凶险，今天人已经难以理解。邢公畹走进新平时，前面提及那位兵油子给他讲了一段话，这话可以当做疟疾的脚注。 “这回我们要是从羊街桥、虎琵琶那条路走的话，有两样东西最叫恼火，一是死尸、二是野狗。去年春天，鬼子要打车里、佛海，这边就从四川、贵州调兵过来把守。这些兵饭量最大的，瘦得也快。到这里又正赶上槟榔花开的季节，瘴气大，他们呢就发狠地打摆子，打到后来就沿路一个一个掉队，睡倒。等到残余的人马集中到车里、佛海的时候，路上睡的也就烂得差不多了。……附近村落中的狗，都来吃这些肉……吃啊吃的，狗眼睛也变红了，毛也脱了，露出一身红稀稀的肉来。到后来，既吃死人，也想吃活人。” “无声的人民” 《红河之月》是邢公畹的文集，里面的七篇文章，作者从1946年写到1948年。在1940年代，邢公畹的这类文字是极少的。因为知识分子对云南的关心，更多是描述异文化，而不是描述普遍的人性或者人的真实遭遇。在这个意义上，邢公畹是在向文学家靠拢。 邢公畹对云南的同情，超出了人类学这个学科的道德原则。民国时代，受人类学训练的学者，都知道要尊重他者，也就是尊重这些研究对象。但这仅仅是最低的要求。邢公畹通过文字表现出来的，要比这个多得多。 他在第一篇文章中说，过去被称为“西南夷”的各个民族，“他们和汉民族是一样的善良、一样的单纯。不过由于民族间政治上主奴之势的俨然存在，因而较之汉民族中一般人民大众，尤足称为‘无声的人民’了”。 何为“无声的人民”？邢公畹解释说，“他们活着，梦着，折磨着，然而无人能体验他们的困难，听一听他们生活的歌谣，参一参他们故事中的梦想，他们所说的故事，和他们自己的故事，我想都不曾为世人所知。”其言下之意，就是想要替这群“无声的人民”发出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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