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河之月讲述无声的人民的故事

1943年2月，正是哀牢山的初春。

这一年，有很多大事可表。世界大战还在继续，而中国也在艰难地抗日。新平这一年，并无大事。如果不是有邢公畹这个人，我们今天也许不会提起这个地方。

邢公畹，一个语言学家，2月16号他被委派去新平的漠沙镇调查。他的工作，是外行人倍感枯燥的语言研究。若干年后，邢公畹把这次调查所得写成了《江河上游傣雅语》。傣雅，今天叫花腰傣。

邢公畹的学术，这里暂且不表，单说一事，那就是他在新平的见闻。这个见闻，被他用极其生动的文字记录在《红河之月》中。

在书中，邢公畹讲述的这些故事，是旧时代的缩影，是一部反面的教材，读后会让我们更加珍惜眼前。

兵油子和拉壮丁

进入新平，邢公畹遭遇到的第一个故事，就跟拉壮丁有关。

晚上，邢公畹一行6人，来到了一个让他回想起江南的村子。这是雨后，正好“月亮的清光如银灰色的魔法网，慢慢的洒开，一切山，一切水都在栖霞悄悄安息”。这里不仅有江南的景，还有“像故乡一样的善良和平的人民”。

这个村子有一个老人的出现非常应景。两年前火把节的晚上，这里来了一群兵，架起机关枪围住了村子，他们是来拉壮丁。这次护送邢公畹的两个士兵中，就有一个曾经参与此事（文中叫“三角脸”，他对这事很得意）。拉去的壮丁，就有这位老人的儿子。自从儿子走后，他天天在村子点起一个灯笼，盼着照亮儿子的归路。

得知邢公畹等人来自“省上”，老人就让他捎个信给儿子，让他回来。但这点微薄的希望，被兵油子三角脸打碎了。“你死掉这条心吧！一个做壮丁，还有活的吗？”这位当兵的，说得居然很高兴。

邢公畹说，听到这个话，那位盼儿归的老人，“呆住了，撒开双手，扬着头，像一尊塑像”。

后面的故事，比较出乎意外。这位绝望的老人，半夜把三角脸骗出去，说他有100块钱，让三角脸跟他去取。路上，他准备杀了三角脸，双方缠斗之后，老人被推下悬崖。

拉壮丁的苦难，是民国历史比较黑暗的一页，邢公畹所讲述的，应当并不是某一民族，某一地区的不幸，而是整个中国的不幸。

王乡长和某委员

邢公畹到新平不久，就感染了疟疾，为治病，他被人送到了漠沙镇轩和街上的传教士家里。这里有一个教堂，也有教会小学，现任传教士是从德国来的犹太人。传教士也做医生，当地人有治不了的病，会去找他。

邢公畹在这里，收获了不少故事（他在文中自称为“故事采集者”），其中一个是传教士的夫人讲述的。

在距离教堂20里外有一个白牛寨，里面住了一个王乡长。此人常常带着五六个人来教堂“清乡”。每次来，按惯例，都要给他40块“花钱”（一块花钱，等于两块价值半元的银币）。但上星期，他来时，提出了新的要求，说要把乡公所搬到传教士的家里去，让传教士一家搬走。这让传教士十分不安，于是又去送钱，送礼。王乡长则说，这是国家的事，很不好办，希望传教士一家给他“面子”。又说，他的第二妻子，很希望来这里住。这位王乡长，10年前还是教会小学的学生。

传教士的夫人讲这个事的时候，很沮丧：“我几乎要说这里没有上帝，也没有法律。”

除了王乡长这样的人物，在1943年2、3月份，这个地图上不知名的地方，从外面来了一位卫生委员。这是一位“白白净净的年轻西装”男，头发打了发油，烫成波浪形，打着领带，骑马而来。此人在这个地方，也掀起了一个小的波澜。

卫生委员在这里除了卖药（比传教士贵两三倍），也号召傣族人搞环境卫生。他要求各个寨子清除所有粪便，并规定，如果发现未清理的粪便，要重罚，罚金是10块“花钱”。

这个规定，寨子难以完成。有一次邢公畹去寨子找一位经常给他讲故事的白大爹，去到那里，见到了这个寨子的保长，因为不能完成任务，被这位卫生委员捆起来打了一顿，并要求他筹钱来交罚款。这事引起了村民的愤怒。村民说要去乡公所评理去，问他可是土匪？

后面的情节是，村民把这位卫生委员也吊起来打了一顿。这事不巧，刚好一位胖子军官（刘团长）也带着兵来这里抓壮丁。卫生委员被解下来之后，开始向刘团长诉苦：“他们要枪毙我”“我没有面子，就是国家没有面子”“他们违抗政府命令，他们要造反”“我失去面子我不在乎，我只恨这班人心里就没有这个国家，这个法律，完全不懂‘三民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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