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文学语言论争史论

语言问题是文学的根本问题之一，语言问题的论争在相当实质的层面影响了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和发展，影响了中国新文学的深度和品质。可以说语言问题的背后，是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过程中新兴思想观念与传统僵化文言模式的一种碰撞，因此，这些关于语言问题的论争本身就反映了中国新文学在发展进程中所遇到的难题和困境，而搞清楚这些论争的来龙去脉及其产生的影响，是有重要价值和意义的。问题在于，这不能停留在表面的感觉，必须深入到问题的具体层面，这就不仅要对文学发展有准确的把握，还需要对语言本身的演变有精准到位的了解。尤其选择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语言论争问题，这对于学文学出身的年轻学者来讲，是个硬碰硬的题目，对这些相关问题的理解，来不得半点的主观臆想，任何结论都要靠实打实的材料来支撑。而刘泉的新著《文学语言论争史论（1915-194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则很好地显示出作者对上述问题的驾驭能力。

该著作集中讨论的是中国现代文学不同历史阶段所发生的几次围绕语言问题的论争，作者的论述一方面注意到了语言本身演变的具体问题，突出了现代白话在其建构中自身的工具化属性，另一方面也强调，语言论争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进程中，不单单只是作为工具，同时也将不同层面文化观念及思想意识进行汇聚融合，继而被运用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实践、推动中国文学转型。这也彰显了该著作对于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探讨的目的和意义：力图在书写过程中展示语言论争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的这一中介作用与根本性价值。

该著作着重论述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的三场重要语言论争：五四时期的“文白之争”、30年代的“大众化”讨论、40年代“民族形式”的论争，除了运用相关语言学的方法对于问题本身有详实论析的同时，作者还较为注意对于这些语言论争背后的时代语境进行考察。同时更是能够抛开以往的文学史叙述逻辑，发掘论争背后的一些历史细节，例如在五四“文白之争”、二元对立的背后，通过相关史料的梳理和对于历史文本的仔细解读，作者发现了在新文化派和守旧文人之间，还有对胡适、陈独秀的白话观点最早提出探讨的李濂镗、曾毅、余元濬等人，以及之后对文白转换基本途径进行认真求证的朱希祖、朱经农、任鸿隽等人，这些所谓“折衷”派群体的存在。而这个对于“文白之争”持折衷态度的群体，在以往因为被认为“阻碍文学革命运动的发展”，并因此失去了文学史价值而被以往的文学史叙述所忽略。由上面这些对于文学史问题的思考，也引出了该书的第四部分——文学史叙述与建构中的语言论争，专门对于文学史叙述在中国现代文学建构过程中所发生的作用，进行了梳理辨析，这就使该书的研究从文学史层面提升并跨越到学术史层面，这对一位年轻学者而言，是尤其难能可贵的。

在纵向地、历时地、系统地梳理了三次文学语言论争的复杂流变史的基础上，该著作又进一步开拓出“作为方法论参照的语言论争”与“作为文学史叙述内容的语言论争”两个重要的思考层面，促使语言研究与文学史研究在新的视域内融合互补，激发出新的理论火花，开拓出新的研究思路。

在前一层面上，作者强调了语言视野的引入文学研究，形成了研究界更为自觉的语言意识，有利于促进文学研究的本体化；同时，语言观念的变迁，也给解释新文学与传统文学间的关系，以及新文学如何使自身也成为传统，提供了必要的阐释途径与参照系统。在后一层面上，该著作通过梳理文学史对历次语言论争的不同叙述方式，发现语言论争本身就是极其重要的文学史现象，其所蕴含的语言观念，分别以工具性和本体性的特质，作用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学观念与文学史观，并与后两者形成密切的互动关系，从而映照出现代知识分子语言观念的二元化形态，即工具性与本体性观念的错综交织。随即，该著作总结出一个“语言观念·文学观念·文学史观”三者联通的概念体系，顺理成章地打通了语言研究与文学研究的障壁，还原其原本的互为源流的辩证关系。

于是，该著作最终完成了一部学术著作应有的完整体系。前三章以“史”的梳理为主，“论”的因素主要体现在叙述的态度、方式，以及紧要处的评点；第四章在此前的梳理基础上，改弦更张，以“论”的提升为主，即努力把前三章的梳理与评点，提升到理论概括的高度，给读者以更明晰、更恳切的结论性认知。这就把纵向与横向、历时与共时、史实梳理与理论提升更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全书成为具备学术品格与逻辑理路的完整著作，也给年轻学者实现自己的学术追求，提供了一种经过努力可以圆满实现的可行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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