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西方文学语言研究的困境与出路

文学语言是一种重要的语言现象，是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西方文学语言研究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自身独特的传统。在新的历史时期，文学语言研究要想取得更大、更健康的发展首先是要在科学的方法论指导下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学者们一方面应该大力继承和挖掘古今中外一切相关的学术思想和研究传统，另一方面应该避免学术盲从和泛化的倾向；其次，要注重学科的整合和定位。文学语言研究学科的整合和定位既要在现代语言学、语言哲学的指导下进行，又要注意到其跨学科的性质。只有这样，文学语言研究才能在健康的轨道上继续前进并取得更大的发展。

一、中西方文学语言研究的历史发展和局限

目前学者们大多认为从古希腊至今，西方文学语言研究大致经历了载体论、本体论以及客体论三大阶段。所谓载体论，就是把语言看成是表达文学作品内容的工具，相对于所要表达的内容来讲，语言是处于一种附属的、次要的地位，是表达思想或内容的媒介［1］。载体论文学语言观持续了两千多年，在西方文论中一直占有主导性的地位，直到20世纪初俄国形式主义文学语言学派的出现，此种状况才得以改变。

俄国形式主义学派的出现，颠覆了传统的文学语言载体和媒介的地位。形式主义学者们认为，语言是衡量文学“文学性”的唯一标准，是语言形式决定了文学的内容而不是相反。形式主义理论彻底改变了语言在文学作品研究中的附属地位，使语言成为文学作品研究的本体。形式主义理论学家托马舍夫斯基认为：“在日常生活中，词语通常是传递信息的手段，具有交际功能，而文学作品则不然，……文学作品具有特殊的表达艺术，特别注意语词的选择和搭配，……这就使表达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本体的价值”［2］。形式主义学派的出现标志着文学语言研究从载体论过渡到了本体论，是西方文学语言研究两千多年来第一个质的突破。

紧随本体论之后，文学语言客体论又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该派理论将文学作品的受众，即读者，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将文学文本和语言看作是为了读者的阅读和理解而存在的客体对象。关于文学语言客体论，现象学美学家英加登的论述比较有代表性，英加登指出：文学作品的语言结构只有一部分表层的属性由客体自身呈现出来，更加深层的属性则必须由读者的想象力加以建构［3］。

相对于西方文论，中国古代的文论家们对文学语言的考察显得更为细腻和具体，内容更为丰富，思想更加深刻，例如孔子在《论语·雍也》中论述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易传·系辞》在论述卦象的过程中阐述了著名的“言、象、意”理论，有“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的说法。魏代的王弼进一步加以补充，提出了“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这样的观点［4］。中国古代的文论家和散文诗歌大家们极力推崇寓言以及比兴等手法，因为只有通过“立象”的方法才能向世人昭示深刻的宇宙人生哲理。从这一点来看，“立象”是文学艺术语言的最高境界。这与现代西方海德格尔的思想颇为相似，海德格尔认为哲学真理既不是日常语言所能触及的，也不是人为的逻辑语言所能达到的，只有诗性语言才有可能是通向哲学真理的正确途径［5］，由此，他提出了“语言是存在的家园”这样的著名的观点。

通过对比可以得出结论，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西方文学语言理论发展相对缓慢，近代以来加快了脚步，长于理论建设，逻辑较为明晰。中国古典文学语言理论具体内涵丰富，思想底蕴深厚，但缺乏理论和逻辑上的传承。

二、近现代中西文学语言研究面临的困境

近现代以来，随着欧美分析哲学的深入以及欧洲大陆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兴起，西方哲学研究开始出现“语言转向”。在哲学研究语言转向的大背景下，涌现出了一大批著名的语言哲学家，其中著名的有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索绪尔、塞尔、乔姆斯基等人。1916年，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正式出版，该书的出版标志着语言学与哲学的正式分离，从此，人类对语言科学的研究步入了快车道。德国哲学家卡西尔曾经指出：“语言科学的发展和重要性完全可以跟17世纪伽利略改变了我们关于物质世界的整个观念的新科学相媲美。”［6］

20世纪以来，伴随着哲学和语言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推陈出新，西方文学语言研究渐入高潮。紧随着俄国的形式主义学派，先后又出现了新批评学派、结构主义学派、接受美学学派、解构主义学派等本体论学派，可以说每一个新出现的学派都是对以前学派的反动和创新。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本体论研究逐渐走到了尽头，于是又出现了以新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以及新历史主义为代表的客体论学派，这些学派把研究的视角重新又转向语言以外的社会现实，把文学语言的研究重新与历史、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外部因素相结合。总的来看，20世纪西方文学语言研究呈现出一种百家争鸣、欣欣向荣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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