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语言规范：稳定与发展的平衡

4月23日，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县林泉镇高锦小学学生正在听写汉字。罗兴祥摄/光明图片

面对汹涌而来的网言网语，汉语需不需要被“保卫”？视觉中国/光明图片

　　【语言论坛】

　　主持人语

　　20世纪50年代，《语法修辞讲话》在全国掀起了汉语规范化热潮，社会上普遍树立了规范意识。规范就是使语言符合一定的标准，使语言表达通顺、连贯、得体。从此，我国大学的中国文学系改成了中国语言文学系，普遍开设现代汉语课，现代汉语学科开始迅速发展。不忘本来初心，借鉴吸收外来，守正整合创新，更好面对未来。今天我们纪念《语法修辞讲话》发表70年，希望能够再次唤起大家对语言规范的重视，更好维护祖国语言文字健康发展。

　　——马庆株（南开大学教授）

　　语言要维持正常的交际功能并保持自身活力，就必须在稳定与发展之间找到平衡，而前者主要表现为规范以及对规范的遵守。所以，对于语言及其运用而言，规范的作用与意义巨大。

　　笔者在现代汉语史研究中，曾经以语法为例，将1949年以前的早期现代汉语归纳为纷纭复杂、同义形式多、“超常”现象多等几个特点。而这些特点基本都与当时语言使用中“无法可依（没有明确的规范）”和“有法不依（局部规范得不到很好落实与遵守）”有直接关系。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开展了大规模的语言文字规范化运动。其标志性起点就是《人民日报》于1951年6月6日刊登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以及连载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今年恰逢《社论》及《讲话》发表70周年，此时我们非常有必要回顾、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语言规范工作的得失，并且在此基础上重新认识新时代语言规范的意义和价值。

　　统观70年的语言文字规范工作，一方面确实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同时也存在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后者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点，即两个极端的表现：一是规范过度，二是规范缺失。二者都直接或间接地在一定程度上给语言规范工作以及不同时期和阶段的语言使用带来一些问题。

　　所谓规范过度，就是坚持刚性标准，对丰富多样的语言现象进行要么规范、要么不规范的二元对立划分，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语言的习用性及发展性。至于规范缺失，则更多地表现在“文革”及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间里，社会语言文字使用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混乱甚至失控，比如繁体字回潮、影视字幕错别字盛行、网络语言“侵入”自然语言等。

　　对上述问题进行反思，得出的一个深刻教训就是语言规范实践中“管”与“放”不能失衡，应在两者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而这应该成为语言规范理论与实践的核心内容之一。

　　近些年来，在充分反思以往语言规范理论及实践得失的基础上，人们的规范观取得了巨大进步。概括而言，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由刚性观到柔性观，二是由静态观到动态观，三是由一元观（只注重语言规范）到二元观（语言、言语规范并重），四是从不同角度建立了语言规范的层次观，五是建立了为语言用户服务、提高其“交际值”的语言规范价值观。

　　上述规范观的进步已经在当下的社会语用中体现出来。比如，2003年和2020年两次疫情中相关指称形式的产生和使用状况，就是规范得失的两个典型案例，其中颇多值得总结与反思之处。

　　贺国伟在《汉语词语的产生与定型》一书中谈到，2003年春天，当媒体正式使用“非典型性肺炎”后仅两天，各地报刊就开始以“非典”作为正式使用的缩略词。笔者也在《现代汉语史》一书中就《人民日报》所用的“非典型（性）肺炎—非典—典/非”等做过调查。2003年2月11日出现“非典型肺炎”，次日出现“非典型性肺炎”，而“非典”的初现时间是2003年4月5日。2003年4月18日，新的组合形式“抗非典”出现，接下来很快就产生了两个完全同义的简缩形式“抗典”和“抗非”，此外还有类推而生且完全同义的“防非”和“防典”。这两组四个简缩形式都有很高的使用频率。且不说“非典”这一简缩形式的理据是否充分，以及后来又半路杀出个SARS及其音译形式“萨斯”等而造成的一实多名，仅就意思完全相同的“抗典”与“抗非”“防非”和“防典”并存并用这一点来说，显然就存在语言规范工作的迷失与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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