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家谱的语言学研究价值斐然——以新发现的

文献与语言学研究密切相关。 1930年代以来，刚和太、王荣宝、罗昌培等人开始关注敦煌文献中的语音问题，利用汉藏语音资料进行语言学研究。随后的学者们根据敦煌的各种文献，先后对西北方言进行了研究，取得了显着的成果。在方言研究上，有的学者着眼于各种语料库文本，有的学者从西方传教文献中研究台州方言的百年演变，有的学者从元明清文学作品中进行方言研究，也有学者关注到地方志的记载。方言资料，如华学诚的《中国古代方言文献集》、莫超的《现代西北方言文献集》。

家谱、国史、地方志是研究中国历史、社会和文化的三大重要传世文献。家谱记录了家族血统的传承和地域分布，往往可以在人、时、地三方面补充缺失的历史细节。家谱记录了特定人群的流动和分布，人口流动是语言变化最直接的原因之一。因此，语言学家经常使用家谱数据来研究语言分布和语言进化。例如，邢向东曾以陕西神木县族谱中的人口迁移为佐证，进一步研究了神木方言的发展变化。

敦煌古称沙洲。作为丝绸之路上的历史名城，敦煌不仅是一座具有历史坐标的历史文化名城，更是一座有着大规模移民历史的城市。清雍正年间，西北五十多个地方的移民居住在这片沙漠绿洲。地方方言汇聚一处，使得敦煌方言复杂繁复至今。关于这段移民史，不仅在清末民国的敦煌编年史中有记载，在敦煌族谱中也有记载，记载更为详细。近年来，我们先后发现并收集了五个敦煌系谱。这些家谱经过初步研判，对研究敦煌的历史变迁和语言演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019年12月，在敦煌市委宣传部、敦煌市教育局的协助下，我们对敦煌市部分自然村进行了实地调查，期间先后收集了5份敦煌族谱.根据族谱的分类方法，这些族谱可分为古代族谱（创建于清代）和现代族谱（创建于1950年代以后）。古代家谱是在敦煌市贺州堡镇范房王凡芳的家谱中发现的。全谱约2900字。还有苏州坊的徐家谱，发现于敦煌市苏州庙。初编于宣统初年。它分为阴和阳两种版本。本书由序言、宗族谱系、近五代家谱、家训、名诗、家谱组成。全谱约 7,500 字。然后还有五味坊李氏家谱，发现于敦煌市贺州堡。初编于宣统初年。内容由家谱序和祖先崇拜两部分组成。全谱约760字。现在的家谱有两个部分。一是敦煌市苏州庙发现的高台方王氏家谱。 1964年编辑，由谱序、祖先崇拜、新墓地位置三部分组成。全谱约730个字符；另一个是家谱。这部分是在敦煌市兰州村发现的西河坊朱家的家谱。初编于2008年。部分作文，词谱全。

这些家谱都记载了清雍正时期敦煌移民的历史，更详细地反映了宗族的起源和繁衍。珍繁坊仅存乾隆年间王氏族谱二页记载：“祖父，山居塘琅琊王氏始祖，雍正初年从珍范迁居敦煌西乡。”武卫方李家谱：“至满清雍正年间，主张迁户战兵筑疆，以甘肃56郡县命名。我李家武威人，故迁到武尾坊，定居务农。”王高台方家谱记载：“老公”我王家出生在甘肃高台县小寺乡。西河坊朱氏族谱：“原籍甘肃陇南西河县。敦煌年间，甘肃随移民移居敦煌，后迁修包建庄定居敦煌东南角。河坊。几年后，村子因种种原因被瓜分：一在敦煌东南角，西河坊，今西河草朱家堡子；另一个在敦煌东南角兰州方西河梁，现为兰州村一队杨家桥；武墩一队和新店台七队交界处的朱家堡子。”这些资料不仅是对官史和地方志的补充，而且还通过婚姻婚姻等详细资料，反映敦煌方言的发展变化。他们结合了方言研究和历史。研究、民俗研究、社会学研究甚至人类学研究都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

家谱和地方志相互印证，可以确定现代敦煌的人口来源。 1933年，罗昌培先生的《唐五西北方言》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A类12号》为名印刷出版。罗昌培先生利用兰州、平凉、西安、三水、文水、兴县等5种汉藏语音材料和6种现代汉语方言材料，研究了唐五朝西北地区的方言语音学，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的结论。当时，罗昌培先生最大的遗憾就是写这本书的时候手上没有敦煌方言材料。

但经现代语言学家调查研究，明朝嘉靖三年（1524年）封嘉峪关，弃瓜州、沙州。此后两百年，敦煌成了一片空旷的沙漠。雍正三年（1725年），清朝在敦煌设沙洲卫，招收甘肃省（含青海、宁夏）56个州县2418名移民定居敦煌，并取当河取水至10条运河灌溉，将敦煌重新变成河西走廊。西端的戈壁绿洲。可见，现代敦煌人是清代甘、清、宁三省移民的后裔，与西汉至明代的敦煌人没有直接关系。基于此，刘陵、李岚等学者认为，现代敦煌方言并非唐五时期敦煌方言的直系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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