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出土文献对古典文学研究的影响

近年来，由于主动性或抢救性发掘工作的持续推进，以及若干简牍的先后出现，整理、公布的文献如雨后春笋般增加，如清华简、郭店楚简、上博楚简、睡虎地秦简、放马滩秦简、马王堆帛书与北大汉简等，本文统称为出土文献。这些出土文献促进了汉语言文字学的发展，使我们对中国古代文字有了更深的理解，与此同时，解读（破译）后的出土文献对相关学科如古典文学、哲学、历史学等，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本文以先秦两汉出土文献中的新旧材料，讨论其对古典文学研究的重要影响。

讨论出土文献对古典文学研究的影响，学界往往聚焦于“文体”与“异文”两大问题。研究“文体”者关心能否通过出土文献，对古典文体进行溯源。例如，谈及汉赋，学界往往以战国荀子《成相》篇作为起源；谈及唐代的志怪小说，则多以南朝宋刘义庆《幽冥录》作为滥觞。上述两种看法，在文学史上几成定论，但在北大汉简《反淫》《妄稽》及放马滩秦简《丹》等文献公布后，这些文献不仅补足了荀子至汉赋的中间环节，也将志怪小说的起源推至秦汉之际。

研究“异文”者着重于用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进行补苴与正讹。例如，以清华简《祭公》改读《逸周书》中的“毕桓于黎民般”为“毕桓、井利、毛班”三人，解决了千百年来的学术悬案；又如，以郭店简《老子》重新理解传世本《老子》中的“宠辱若惊”当为“宠辱若荣”。“文体”关涉文学类出土文献的性质界定，而“异文”则属于内容的组成。目前已公布的文学类出土文献，可能产生“文体”或“异文”问题的文献多半属于《诗》类、史传类、辞赋类三种。

深化对《诗经》的理解

出土《诗》类文献指的是体裁与《诗经》相同或相似的文本。近年公布的安大简《诗经》，内容包括《国风》中的《周南》《召南》《秦》《矦》等共57篇，但其排列次序不同于《毛诗》、郑玄《诗谱》及《左传》，反映出先秦《诗经》文本的组成可能有多个版本，不同于传统经学熟知的类型。类似的问题也见于上博简《逸诗》，该篇收录《交交鸣乌》与《多薪》两首形式、风格极接近于《诗经》的作品，很可能就是散逸的《诗经》文本。如此一来，则传统用以尊孔的“删《诗》说”，可能因为出土文献的出现而需要修正。

此外，出土文献中也有一些风格类似于《诗经》的篇目，如上博简《采风曲目》与清华简《耆夜》。前者属于战国时楚地的音乐文献，记载分属五音的乐曲名称；后者记载周公与周武王宴饮并作歌《蟋蟀》，此诗与《诗经·唐风·蟋蟀》有密切关系。上述文献对研究先秦时期《诗经》文本的起源与组成有重要学术意义，特别是与传世本相比，安大简《诗经》存在大量“异文”，包括章句差异、词句差异、用字差异，不仅有助于语言文字研究，更有助于解读《诗经》。例如，安大简《周南·关雎》“腰嬥淑女”，今本作“窈窕淑女”。“腰嬥”即“腰身细长”，用以形容女子样貌，比起旧注以“好貌”训解“窈窕”，更为具体明确。

在《诗经》类出土文献中，更不能忽略上博简《孔子诗论》。这篇文字包括“序言”（概论《风》《雅》《颂》）及“诗论”（具论《雅》《颂》），是先秦儒家对《诗经》的重要评论文献，一公布便引起学界瞩目。学者尤其关注“诗论”与“体裁”，盖因《孔子诗论》被认为是孔门弟子对孔子授诗内容的追记。这篇文字对所载诗文作了简短、深入、反复的递进论述，简文更直接记录孔子“诗毋离志、乐毋离情、文毋离言”等论点，其中“诗毋离志”，比之《诗谱序》的“诗言志”，更显文学语言的意趣。此外，《孔子诗论》的诗目次序，亦不见于今本，为研究者理解、研究《诗经》提供了直接、可靠的证据。

呈现史传类文献的叙事方式

出土史传类文献指的是类似《左传》《国语》《战国策》的历史类散文，如上博简《昭王毁室》《柬大王泊旱》《竞公疟》《郑子家丧》、清华简《系年》《郑武夫人规孺子》《晋文公入于晋》《越公其事》、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与北大汉简《赵正书》等，数量丰富。史传类文献虽以记载史料为主，可推动先秦两汉的历史、社会研究，但也可借此研究类似文本的“文学叙事”与“构成脉络”。余嘉锡在《古书通例》提到，“夫引古不必皆虚，而设喻自难尽实……至于诸子用事，正如诗人运典，苟有助于文章，固不问其真伪也”，可见“古书多造作故事”，不同的故事可能具有相同的“原型”，情节只是作者借以宣扬道理的铺陈，不必然为真。东汉王充《论衡》亦提及：“说家以为譬喻增饰，使事失正是，诚（灭）而不存；曲折失意，使伪说传而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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