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姆斯基:关心语言,更是关心人类的命运
直到近期,94岁的乔姆斯基依旧活跃于公共领域,持续发声,与公众对话。
新书《我们是谁》浓缩了乔姆斯过去五十年来的跨领域研究进展与思想变化,涵盖包括语言学理论、认知科学、科学哲学、科学史、伦理和政治哲学等领域。他在书中主要探讨四个问题:语言是什么?人类的理解有哪些局限?我们应该争取的共同福祉是什么?大自然的奥秘究竟是怎样的?
与以往相似,乔姆斯基并不急于给出答案,而是深入探索这些基本问题的不同肌理,批判性地回顾了科学史与哲学史上有关语言的新发现是如何挑战并颠覆我们对于自身与社会的概念认知,并借此阐述了他关于语言的起源、语言与思维的密切关系及其生物学基础的最新思考。最后,他将目光转向社会与政治领域,为“自由主义社会主义”(libetarian?socialism)立场展开哲学的探索与辩护,重申他对于“世界应该怎样”的理解。
“语言能力不仅是人类思维的工具,而且也很可能是我们思想的重要来源。”乔姆斯基曾在与C.J.波利赫罗纽()的访谈中这样说道。也是在此意义上,关心语言,正是为了探究有关人类最为古老而基本的问题——我们是谁(what kind of creatures are we)。
下文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我们是谁:乔姆斯基论语言及其他》“我们能理解什么?”一章。篇幅所限,较原文有较大幅度删减,小标题为摘编者所拟。
《我们是谁:乔姆斯基论语言及其他》,[美]诺姆·乔姆斯基著,余东译/郭威校,我思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3月。
原文作者 | [美]诺姆·乔姆斯基
摘编 | 青青子
问题与奥秘:
先天结构决定了我们的认知能力及其限度
欧文·弗拉纳根新造了一个名为“新神秘主义”的概念,将它定义为“一种直刺科学主义心脏的后现代主义立场”。该概念主张“我们永远不可能完全诠释意识”。该术语现在使用的范围已经宽泛很多,涉及人类智力可及的诠释范围和属性等诸多问题。我将赋予这个术语更广泛的意义。在我看来,这个术语的意义应该更丰富。
我被认为是引发这种奇特后现代异端邪说的罪魁之一,不过我宁可将它换个名称:公理。四十年前,我在提出问题与奥秘之间的区别时就有如此的想法。前者在我们的认知能力范围之内,后者则不然。借用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对溯因推理一词的论述来说,人类大脑是一个生物系统,为其提供一套有限的“可接受假设”。这些假设是人类科学探究的基础,据此推理,这也是普通意义上的认知能力的基础。从简单的逻辑角度来说,该系统必须排除其他假设和观点,因为我们根本无从理解它们,或者因为层次太高,事实上超出了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结构迥异的大脑也许能理解,但皮尔士可能不会这么认为。普遍生成语法对语言起着类似的作用,其基本观察对所有生物能力的考量也适用。
《推理及万物逻辑》,[美] 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著,张留华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9月。
皮尔士的溯因推理有时被誉为能获取最佳解释的推理,这一概念虽然还不够成熟,其意义却远远超越了概念本身。至关重要的是,皮尔士坚持“可接受假设”是有局限的,而且局限性很大,这是为“想象正确的理论”而设立的一个先决条件。他在此关注的主要是科学知识的增长,但这一点也适合常识性理解的习得,特别是适合语言的习得。
即便是对我们有能力建构的那些问题来说,这应该也是适当的;先天结构决定了我们能提出丰富多样、可以表述的问题,同时也有无法提出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对于某些不同物种的大脑却可能是可以提出的。我还引用了休谟的一些类似观点。他认识到,与“野兽”一样,“人类的大部分知识”有赖于“源于大自然初始之手”的“一系列自然本能”——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遗传基因的馈赠。因此可以看出,以上几个结论都是相似的。
在我看来,这些都像是不言而喻的公理。那么,如果我们是生物有机体而不是天使,我们的认知机能与平常所说的“身体能力”就应该是相似的,所以也应该完全像研究身体其他系统一样研究认知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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