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权力话语下的语言污染

语言是人类描述事物，与人交流的工具和手段，是人类社会独有的一套符号系统。西方传统语言观认为，语言是意义的载体，人的思维在先，语言在后，思维决定着语言。现代西方语言学的革命从索绪尔开始，他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语言是一个系统，离清了“言语”和“语言”的概念，指出“语言”是社会的、纯心理的，“言语”是个人的、心理的和物理的，这种区分打破了传统意义上把语言看作纯一系统的框架。索绪尔的语言理论颠覆了传统的语言观念，在他之后，西方人就开始把语言当作互相联系、相互制约的各要素构成的整体来研究，强调语言学研究的对象应该是语言本身，其理论也标志着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开端，影响到文学、美学、哲学等学科，而且还带来了涉及整个人文学科的语言学转向，哲学家开始用“语言”取代对“思维”“意识”“经验”等相关问题的思考，分析哲学认为世界是由语言决定的世界，语言决定了人们思维的边界。欧陆哲学中的德国解释学则直接将语言和存在联系起来，认为人的本质和语言的本质相连，语言是人的存在状态。

诚然，语言再也不是孤立的工具系统，它背后代表着人和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的状态。反观现如今社会，语言污染的现象屡见不鲜，语言污染现象是语言领域常常出现的问题，它指的是对语言文字的不合理运用，破坏常用的语用规则和规范。这种现象常常出现在大众媒体上，表现为社交媒体上怪异化的文字符号，这些文字大多数是繁体字和简体字偏旁部首的随意贴合；还表现为语言的暴力化，饭圈（即粉丝群体）常常出现粉丝为自己的偶像吵架的现象，在网上统称为“撕逼”，后在现实生活中，若有人为某事持不同意见争论，人们都会统称为“撕逼”。语言污染还表现为语言的萌化，如疫情期间，因为冠状病毒在显微镜下的照片呈粉色，很多人在网络上把新冠病毒成为“小粉”，武汉雷神山医院在修建的时候，很多人在网上把挖土机、叉车建筑工具拟人化，称为“阿叉”和“阿机”，并对其进行加油和打气，而忽视建设雷神山医院的建筑工人的付出。病毒和建筑工具的拟人化话语，并非正规的语言描述，更谈不上文学上的修辞手法，这层话语表现了话语使用者对自然科学真相的无视，对人的力量的忽视，以及简化一切的思维习惯。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在纳粹的统治下语言污染也极其严重，学者维克多·克莱普勒在《第三帝国的语言》一书中集中总结了希特勒领导的第三帝国是如何通过语言操纵人民，发动了整个20世纪最为恶名昭著的战争。在他的记述之中，希特勒集团对当时德国语言进行改造。他们的策略之一是调整整个国家语言使用中特定词汇的频率与搭配，例如，第三帝国对“历史性地”这个词进行了无度的滥用。这类词汇的反复轰炸旨在时时刻刻提醒国民，纳粹始终攀登着历史的高峰，以此粗暴论证自身的合法性。他们还改变了词语本来的意思，例如，第三帝国改变了“狂热”和“狂热主义”的本来意义，让它们和“英雄”与“道德”产生联系，让人相信一个狂热分子是一位有道德的英雄，没有狂热的激情，就无法成为英雄。除此之外，希特勒还将语言的形式大幅修改为适合于口语宣教和激情演讲的形式，在希特勒那里，书面语和口头语的差别似乎消失了，所有的文章几乎都是用演讲稿的形式写就的。

语言污染是语言演变的一种形式，语言的演变除了内部演化的因素以外，还有外部因素，纳粹统治和大众媒体对语言造成的污染，就是在福柯笔下渗透到毛细血管权力的外部因素作用下发生的。因此从第三帝国到现代社会，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都能很好地解释语言污染现象何以形成。

福柯的权力观是尼采式的积极的权力观，他质疑我们传统所认知的司法权力的模式，他认为权力不是压制性的，而是生产性的，它不是压抑着什么而是不停地造就着什么。福柯最为著名的意象是边沁的环形监狱，他将环形监狱的运作机制和权力机制视作规训社会的一个缩影，这种监视权力是持续的、自动的、长久的。它利用建筑形式自动发挥作用，而且是非个性化的，它是依据光线、目光和身体的关系进行配置和安排的。环形监狱这种全景敞视权力是社会上常见的权力机制，它不同于君主式的否定式权力，而是通过“观察”和“监督”以及“生产”来规训社会。福柯的权力理论涉及话语层面，其对话语的谱系分析表明，一个陈述只要是关于某一客体的，并能据其真实性进行判断，就能进入话语；一旦进入话语，它就促进了那个呼吁的传播，扩大了话语和陈述的领域，生产出合法的或者非法的知识。而在这之中有一种权力在运作，正是这种权力使得陈述成为可能，也正是这种权力构建生产“真理”的知识系统，赋予“客体”价值与意义。“话语和其相关学科具有行使权力的功能，在现代社会中，他们是传递权力的驿站，是分配权力的效果的工具，是控制身体和行为的武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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