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所谓“雅言”可能包含语言因素,更重要是
语言学家们基本赞成,“古汉语”包括两大部分——第一,先秦为代表的“书面语”,即“文言”。秦汉以后的人一直在模仿,以致流传至今。第二,唐宋以后兴起的“古白话文”。所说的古典四大名著,都是以这种“古汉语”写成的,人们耳熟能详。
笼统地说涵盖数千年的“古汉语”是哪一地带的方言,显然不成立。“古汉语”研究考虑方言因素,但又不以其为重点
古代肯定有方言。《孟子·滕文公下》曰:“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傅诸?使楚人傅诸?”孟子就说到了“齐国话”和“楚国话”。
西汉杨雄写了《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里面讲到了楚、齐、鲁、宋、秦、晋、赵、魏、韩、燕、卫、陈、郑、荆、吴等十数国与地的方言,以解释同一个词的不同方言说法。但是,王力先生曾把《诗经》的“十五国风”分别研究过,没有发现文字记载上的方言痕迹。他又把《楚辞》和《诗经》加以对比,试图找出华北方音与荆楚方音的异同,结果发现,尽管《楚辞》用韵有自己特点,但很难断定那是方言特点还是时代特点。
王力先生著有《南北朝诗人用韵考》,他曾注意不同诗人的籍贯,以便看其语言是否受此影响,终于难有所获。王力先生总结说,研究“古汉语”,探寻“古音”,很少涉及古代“方音”。就是说,自古以来的古音韵学研究者们,只追索“古汉语”文字的 “音”和“韵”之“一般性规律”。再次,孔子所说的“雅言”之准确含义。
说到“古汉语”,人们常常会举出“雅言”为例,证明古代存在“标准话”或“普通话”。这个说法不无道理。
魏征撰《九成宫醴泉铭》称颂唐太宗功绩曰:“始以武功一海内,终以文德怀远人。东越青丘,南逾丹徼,皆献琛奉贄重译来王”云云。这是说,东面南面的边远之族,经过“辗转翻译”来觐见李世民。“转转翻译”之后的,就是“官话”。
现代汉语中,包括一个很重要的“官话系”,其中有“北方官话”“下江官话”“西南官话”等。
古人所云“雅言”,是否即“官话”?二者之间,肯定有联系。《荀子·王制》曰:“使夷俗邪音,不敢乱雅。”就此,古代音韵学家称之为“雅音”,即“规范的正音”。
明代方以智著有《通雅音义杂论》,其曰:“雅音宜习,正韵为经。”那么,《论语.述而》云:“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是不是唯指“雅音”别无他意?
有后人认为是的,于是把《论语》这段话解为——孔子在诵诗、读书和行周礼的时候,不说鲁国方言,而讲西周的官话。这就未必全面。
汉贾谊《新书·道术》云:“辞令就得谓之雅,反雅为陋。”“雅”,指“辞令”高尚、文明。刘熙《释名·释典艺》:“《尔雅》:尔,昵,近也。雅,义也;义,正也。”“雅”,也是讲“义正辞严”。
《诗》中,有《小雅》、《大雅》共105篇。这一定和“官话”或者方言无关。其诗,多为贵族所作,且多为宫廷乐歌。所称“雅”,是指内容“义正”、音乐“高尚”。所以,《论语.阳货》载孔子“恶郑声之乱雅乐也。”《礼记·乐记》:“故听其雅颂之声,志意得广焉。”《汉书·董仲舒传》记其对策:“教化之情不得,雅颂之乐不成。”
由此看,“子所雅言”之含义,解为如下更准确——孔子所讲的“义正”“高尚”的语言,都是依据诗、书和执周礼中使用的“句式和词汇”。
“雅言”,可能包含语音因素,但更主要的,强调的是规范化的“义正”“高尚”的“标准语”。
尽管有不同意见,但绝大多数语言学家和文字学家赞同,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先有语言,后有文字。
然而,文字一旦产生,又具有其“独立性”的特点,比如汉字,作为世界上唯一的“同源文字”,具有“形音义”三者结合,以表意为主的特点。
这个特点决定了汉字所表达的汉语的广泛涵盖性——不论说哪种方言的人,都能听懂,也都能用之表达。这种涵盖性,大大超出了哪一种或哪几种方言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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